子女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学费学资补助、教员的福利问题、什一税的减免、政府及社会团体面向学校的物资供给标准与募捐形式等不一而足，对于一个宗教国家来说，法令的施行会带来颇多好处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提高民众的秩序性与纪律性，而在士兵的培养上，同样能从中感受到同质性和服从性所带来的面貌变化——至少士兵是能听得懂军令内容的。

　　但克利金的诉求与此不同，克利金为什么要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？

　　一方面，面对“上帝已死”这个问题，怎样完成民众道德模式的转化是克利金稳固底层社会的关键。曾经的宗教给信徒做出了承诺——承诺他们只要安安分分地过好一辈子，就能去一个更好的世界生活，否则就要下地狱受到难以想象的惩罚，可现在却不行，没了“牧羊人”的约束，愚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如此看来，世界早晚要变得混乱且邪恶，若要避免这样，就需要重新教他们做人，教他们分辨是非，以前教义上写明的内容，现在需要他们自己去想去分断对错，只有大部分人的脑子是清醒的，世界才能重新找回秩序，因而教育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。另一方面，克利金目前又面临着阶级固化的问题，这是任何一个共和制国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，或许从历史规律来看，贵族共和制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但如果是这样，克利金建国者曾经说过的“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”——这明显就是在扇自己的嘴巴子。就拿本次与会者的身份举例，八人之中只有两人是真正的平民出身（严谨说应该叫普通公民出身），为什么这些新生代的佼佼者多是富人家的后代？其原因不难看出，并非是因为他们天资卓越聪明过人，而只是他们占用了远超常人想象的资源，而教育资源的垄断自然也是其中之一，要知道，伊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受益者，在这几年中，每天都会有老师坐着马车从城里赶到庄园，或者是直接在庄园里吃住，只为了和她进行一对一的授课——如果能解决平民的教育难题，虽不能说马上解决上下层的矛盾……但这至少表明了一种想改变的决心。

　　“梵比鸠提到了将义务教育令的宗教课程剔除，并提高课程的丰富度，将部分课程改为选修，从这一点来说确实可以避免培养出那种没有个性的学生。”伊芙理清了思路，就说道：“但这在初期是不容易实现的，除非增加教员数量，但这样又可能会对给学校产生经济上的负担，当社会对这方面的关注度降低时，募捐款也会因此减少，学校入不敷出时，那就会面临一些选择：国家长期拨款、并校废校、或者校方经营副业。”

　　“那初期应该怎么做？”多门克饶有兴趣地问。

　　“初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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